但我有更多可想的，那就是我的母亲。想起她老人家我也就由人们去说吧，我想这时候她老人家应该知我已离开了北京。

列车开动后车厢终归于正常，我就成了旅客们旅途中议论的话题。有的说听那些“小息”的！他要是打死了八个人早就枪毙了，还由他一个人大摇大摆地坐火车？有的说“小惠”可都了红袖章，说的话总有来，不会无缘无故冤枉好人，你没见这家伙一个都不敢放。有的说最好离他远，你没看他脸铁青，没准什么时候他又犯横打人。有的主张告诉列车员，车厢里有这么个打死了八个人的危险家伙对大家都是个祸害。于是人们又纷纷埋怨革命小将，一致认为他们应该通知列车员而不应把看的责任推给旅客，万一发生问题由谁负责？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妇女悄悄和她同行的男人换了座位，那男人实在无可逃只得心惊胆战地用半个挨着我坐，一路上连看也不敢看我。

后来我每到北京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息”在当时的首都街有不少这类年轻人，他们无书可读成天在派所，经常与“小脚侦缉队”密切合些抓人押人的勾当。算来他们现在也有四十多岁了，已成熟为我们社会的主要力量。他们现在是不是也认为“青无悔”？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也觉得那时的光比现在灿烂？那个革命年代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风光的时期也是他们的“青期”那样的“青期”会给他们终生留下什么影响？他们从小就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会横行霸、耀武扬威，仗着人多势众用谋谋对付者，学会脸不变心不地编造谎言，最大的本事就是用时尚的语言蛊惑人心。到了新时期这些ｕ忠于”及“小脚侦缉队”突然销声匿迹，难他们真的就在世界上消失？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转型会作何想？

当然那时我并没有想这么多，只是暗自懊悔这次回北京倒给母亲增添了许多麻烦，遥遥的思念尚是一安，见了面徒然增添伤悲。我决心农场申请一间土房，将母亲接来养她喜的鸭，再去抱一只小猫。既然我能够请探亲假，那个挤睛的小“”也会帮我实现这个理想吧。

看不这个面目清秀的小姑娘还真伶牙俐齿并且会编故事。这样的话她连说了几遍，特别把语气的重放在我打死了八个人上面。开始念主席语录的时候车厢里哄哄没有几个人注意，但听见我一个人打死了八个人全车厢二百多人突然鸦雀无声，都将惊讶的目光盯着我，远的人还学她的样踩上座位伸长长的脖，力图看清我的嘴睑如何丑恶，同时发一片“呀呀哦哦”的恐慌议论。小姑娘宣布完了，小将们又齐声呼了几句“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行到底”“主席万岁”之类的号便昂首阔步扬长而去。他们留下的空座位立即引起一阵争夺，革命群众又互相对骂。

我又可气又可笑又可悲，没料到“小思”们会想这样的诡计，偷击不成便在大广众中糟踏我，叫我对他们无可奈何。难我能站起来为自己辩解说我是个诗人？诗人同样是危险的坏。难我能说那些“小思”在说谎？小将们可都穿军装佩红袖章，那是一个拥有特殊权力的符号，在政治上占绝对的优势。人们猜测得对，总不会一原因都没有，我至少是个“劳改释放犯”不我怎样辩解都等于放。

他偷偷窜到伟大首都来企图破坏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幸好及时被革命群众抓住了，使他的谋没有得逞。今天我们大家要押他回他来的地方叫他去受应有的惩罚。革命群众必须提警惕，人人都有监督批判他的革命权利！大家要亮睛，严防他在列车上又拉拢群众，谋破坏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常秩序。大家听清了没有？”

虽然无端地在稠人广座中受了侮辱，让一个小姑娘用手指在上戳戳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