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来年说了声：“走好。”

…红旗车平稳地驶到党校对门的路边停了下来。郭立明不知此时该不该主动去跟这位焦秘书握一下手，他犹豫着，迟疑着，最后只说了声：“谢谢…”

焦来年没声。

郭立明恳切地看着焦来年。

，怔怔地站了一会儿，又拿起手机，拨通扬电话说：“…扬，刚才忘了一件事。你来的时候，把你们那个工程院院士带着。让他带几换洗衣服，把护照也带着。他应该有护照吧？跟他说，我请他一趟差。急差。”

焦来年不说话了，只是意不清地了。郭立明又迟疑了一下，下车了。这时，焦来年突然伸他那只着黑手的手，一直伸到郭立明面前，停住。一刹那间，郭立明愣住了。他不明白这位大哥模样的焦秘书此刻为什么要向他伸过手来，他不知自己到底是应该去握这只手呢，还是应该回避这似乎是善意的表示。他抬起去看他，他在焦来年那张沧桑的瘦削的黝黑的脸上，看到一特别复杂的神情，很难说是同情，是怜悯，还是惋惜，或是一责备或鼓励。但那副老练的目光里却明确无误地闪现一至诚的善意和由衷的鼓励。

焦来年仍不表示任何态度。于是，郭立明明白，事情“到此为止”了，只得说：“…那就走吧。谢谢。”

听焦来年告诉他，贡书记有急事要理，今天的谈话就到此为止，郭立明多少有些失落，凄凉。他隐约地觉到，今天这一回面见贡书记，说不定就是他这一辈的最后一回。他忽然觉得自己还有许多话没跟贡书记说，许多情况没澄清，许多误会没消除，许多保证没表达，还有那么多那么多对往日一切的一切的留恋眷念无法一笔勾销…他控制住在自己心中一时间黏黏地漫散开的惆怅，经稍许的犹豫之后，壮起胆试探着问：“我能跟贡书记最后再说一句话吗？”

下了楼，走到那辆红旗车前，郭立明发现焦秘书不只是要送他到楼下，还要开车送他回党校，便惶惶地说：“…我自己坐公车回…”焦来年默默地笑了笑，伸手去打开副驾驶座旁的车门，用神示意他上车。

…郭立明的心被震动了，同时也烈烈地酸涩起来，他忙伸双手，仿佛抱住一个终于落到自己面前的救生圈似的，用力地握住了那只黑手，然后，又赶松开，快快地下了车，向校门走去。他越走越快，因为这时候，泪已经止不住地从角涌，大颗大颗地，地，悔恨不已地淌。焦来年这时则慨万千地注视着郭立明的背影，一直目送他走党校大门，而后默默地靠坐在驾驶椅背上，让自己过一气来，这才去发动着车，回省委大楼去了。

其实贡开宸并没有要求焦来年亲自送郭立明回党校。但看着这位年轻的“同行”今天的境遇，焦来年极为。能被允许在政治生活的层“走动”的确享有普通境地所不可能享有的难以用数字来标识的待遇和心理的自如，它也的确广为众人艳羡，甚至猜忌。但不胜寒的“凛冽”和“如临渊，如履薄冰”的重负，一般人又何尝能会其中一二呢？在这样的人生作状态下，将始终面对历史的复审和由社会各矛盾构筑起的全网络的过滤，稍一不慎，又何止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哦。焦来年最近大致了解了一郭立明“问题”的“真相”他觉得事情还没有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假如郭是别的门别的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他也会因此受到一定的分，但惩戒绝不会如此严重，更不会因此而失去这份工作。但是，在这样一个心层里，他的行为的确犯了大忌，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为他到惋惜。他希望他最终能振作。但他又不能直截了当地跟他谈。因为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在他这工作岗位上，没有得到授权，是绝对不能“自作主张”的。因为，你是在领导边工作的人…你的职责，只是为领导服务…

郭立明低下又重复了声：“谢谢。”